1970年，在批评格尔兹同意、承诺二元论的学术氛围下，阿茨特(Arzt)以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机能为根据，提出法益关系错误说，用来判断同意的效力，并很快成为一种有力的见解。
3.在先行为的危险实现进程被介入因素的危险实现进程所替代 在明确在先行为与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进程都在向着结果发展的前提下，介入型因果判断的关键步骤就是明确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进程是否完全替代了在先行为的危险进程而实现为结果。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的实践三重性标准本应以基于规范判断的归责评价为核心，但其主张的介入因素异常性、先前行为与介入因素的作用力等指标仍然是特定意义上套用了事实判断的逻辑：在司法实践中，异常性判断常常追求发生的事实概率足够大、作用力判断依赖于司法鉴定中参与度的定量分析，这就造成将本应进行规范价值判断的归责评价问题仍叠床架屋地进行事实归因判断，导致未有效解决介入类因果判断的争议。
然而另一方面，就家属放弃治疗的行为作为介入因素是否中断因果关系的判断而言，两个判例的结论却截然相反：案例1的判决认为，先前伤害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因被害人家属要求医院拔除气管插管、停止输液等拒绝治疗的行为所中断，因此不能成立。关 键 词：结果归责 危险替代 介入型因果关系 客观归责 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介入因素的介入型因果关系认定问题一直是困扰刑事司法实践的难题之一。因此，在先行为的危险朝向结果发展是危险替代判断的首要规则。⑧若介入因素本身异常、受行为派生不独立，且伤害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则介入因素不能中断因果关系。然而因果关系判断承担的功能不仅是确定事实上的原因，更关键的是要在事实认定的基础上判断结果是否归责于行为，以合理划定刑事责任的范围，否则就会出现通过因果链条无限回溯追责的不合理局面。
(11)这个三重性判断标准在之后的张校抢劫案的判决理由中得到进一步确认与形塑：成立中断的因果关系……具体判断标准为：一是先前行为对结果发生所起的作用大小。危险替代规则应起到规范意义上判断介入行为是否中断因果关系的机能：即如果介入因素的危险实现进程完全替代了在先行为的危险实现进程，介入因素就足以中断因果关系，结果不应归责于在先行为，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成立。如果坚持狭义的因果关系界定而将因果关系视为事实判断问题，就需将因果关系判断与结果归责判断进行区分，在因果关系认定之外单独处理归责问题，但如果使用广义的因果关系概念，就要在因果关系判断中，既认定事实的归因流程，也认定规范的归责评价。
案例2与案例1稍有不同，虽然同样被害人家属要求停止护理治疗，但医院仍然维持了对被害人的基本治疗，最终被害人依然因伤势过重而死亡。(25)参见庄劲：《客观归责还是主观归责？一条过时的结果归责思路之重拾》，载《法学家》2015年第3期，第59-60页。参见[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第6版)，曾文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9-121页。(49)格洛克承继这一立场，认为为实现归责的目标，特殊认知的主观要素可以成为客观归责的基础。
2016年4月15日，许某因突发呼吸困难、心跳骤停经抢救无效被宣布临床死亡。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条件说补充的所谓中断说或回溯禁止理论认为有意识地影响结果的有力行为如第三人加害会切断在先实行行为的因果关系，(39)如家属有意放弃被害人的治疗导致的被害人死亡可能会切断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
但如果投毒者并未认识到被害人有特殊疾病这一未来介入因素，从而也未认知到非致死剂量的投毒也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时，同样投出非致死剂量毒药的行为，从一般人标准出发，行为危险的范围就并不涵盖致死结果，因此毒药合并被害人疾病导致的死亡结果就不能归责于投毒行为，因果关系难以成立。受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影响，司法实务中较少在刑事因果关系判断时区分事实归因与结果归责，而通常将因果关系的认定视为纯粹基于事实的因果律判断。在投毒者同时知道邻居有疾病的情形下，到底是否确认构成要件的认识错误就因一般人标准与行为人标准致生争议，从而难以确定是否能够主观归责，最终不得不依靠客观上的归责评价解决这一问题。(31)然而由于相当性概念缺乏清晰的定型化界定，在具体适用时形成了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的不同观点讼争：主观说以行为人认识到的事实为基础进行相当判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主观归责的属性。
⑤本案为罗望、屠德宽等聚众斗殴、故意伤害案。不得不说从判断有效性与合理性分析还存在一定的疑问：一是受作用力异常等用语自身模糊性的影响，这一标准具体适用时可能因主观看法差异而结论不一。⑤ 案例1与2对比，典型体现了人身伤害案件中介入因素影响因果判断的困境与争议：一方面，两个判例从案情来看有其共性，都是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了严重伤害行为，但被害人都被及时送医治疗。(28)将偶然与必然因果都纳入因果关系中可见，这一理论仍然遵循着多因一果的事实因果判断逻辑，是基于归因视角的具体判断。
以结果归责检视因果关系诸理论，应以危险替代作为介入型因果判断的核心原理，将客观归责的危险实现规则转换为介入型因果判断语境下的危险替代规则。最后，因果关系理论中相对明确区分了归因与归责的是客观归责论，其以行为危险的产生与实现的规则为结果归责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判断理据，从而对解决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归责标准缺位问题最具借鉴意义。
(11)这个三重性判断标准在之后的张校抢劫案的判决理由中得到进一步确认与形塑：成立中断的因果关系……具体判断标准为：一是先前行为对结果发生所起的作用大小。将前述危险替代的判断基准适用于医疗介入类伤害案的常见因果争议情形进行结果归责判断可形成其认定基准。
1.事实的条件归因：介入型因果关系的确立前提 按先事实后规范、先归因后归责的逻辑顺序，广义的因果关系必然要建立在事实因果关系成立的基础上。但仅凭事实归因的分析并无法进一步判断介入因素是否能够中断因果关系的问题，而只能说明实行行为与介入因素都是事实因果流程中的促果原因。内容提要：医疗介入类伤害案中因果认定的标准模糊与结论随机问题，呈现了介入型因果关系判断的困境。一方面，介入型因果判断作为多因素的复杂因果关系判断，其特殊之处在于：通常在事实上形成明确的多因一果局面，介入因素与实行行为作为共同的促果条件在归因意义上不存在前者对后者的中断与替代的关系。由于过分采用责任分配的倒推逻辑来判断因果关系、进行事实归因，这一判断逻辑也走向了忽视事实因果关系、单纯强调规范评价的另端，因果关系的判断成为一种划分责任的规范评价的产物，因果关系的客观性与事实性反而难以保证。(26)要在客观上判断行为的法益侵害风险是否实现为实害结果，在当前刑事司法判断逻辑并未接受单独的归责判断步骤与规则的情形下，只能置于因果关系的判断领域进行分析。
(18)而广义的因果关系将因果关系视为具备事实与规范两种属性的行为与结果的联接，因果关系的范围不仅包括事实上结果对行为的归因，还包括规范意义上的结果归责。通过规范保护目的可以保证危险实现的流程不会脱逸注意规范的评价范围之外。
在规范评价意义上判断结果归责，如前所述，其核心是对行为危险实现的判断，即危害行为所制造的法所不容的危险是否规范的实现为实害结果。(18)参见林钰雄：《新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
(46)参见商凤廷：《介入因素下客观归责理论之借鉴》，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5年第6期，第24-25页。例如，前述案例3中虽然发生了医疗疏失，但假设如果在被害人死亡前医疗疏失已经被及时纠正，医疗疏失所产生的致死风险已经在毒药致死结果前消失，介入因素就不可能中断因果关系。
第一，需要结合行为时一般立场分析用注射器在丝瓜中投毒行为所造成的危险范围是否包括致死结果。对特殊认知及其引发的客观归责主观化问题，形成了诸多不同角度的成因理解与观点回应。如果介入因素并未创设新的致果危险，只是延续了在先行为已经创设的危险，则无论介入因素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这一行为危险，介入因素都无法中断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如下两个典型判例为例。
因此，结果归责就成为医疗介入类伤害案因果判断的核心。此外，部分医疗介入类伤害案判例更进一步，通过规范意义上的责任分配来判断存在介入因素时的因果关系。
但如果被害人不遵医嘱还体现为不顾伤势强行活动受伤指关节而创设新的致害危险并进而实现为轻伤后果，则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实现了对原有伤害行为危险的替代，则轻伤后果与伤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就不能成立。被害人自身疾病、医疗疏失作为介入因素确实创设了新的致死危险，但这一危险是与投毒后的中毒危险合并实现的死亡结果，因此，介入因素的危险并未完全替代排斥原投毒行为危险的实现，投毒行为的致死危险仍然得以部分实现，因此致死结果仍应归责于投毒行为，因果关系可以认定成立。
条件说通过特殊认定规则补充认定这些特殊情形，条件说补充规则仍然基本遵循经验事实判断的逻辑。另一方面，受限于因果流程可能性认识的主观模糊性与识别困难性，主观归责难以起到明确阻却过度因果回溯的机能。
基于这一立场，通常介入型因果关系中，只要能证明在先行为与在后介入因素在事实上对结果发生起到条件作用，行为与介入因素就都与结果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就医疗介入类伤害案所代表的刑事司法判断逻辑而言，刑事责任体系中并未具备在因果关系外客观判定结果归责的规范评价空间，若不采纳广义的因果关系界定、不在因果关系的范围内进行归责评价，则结果是否归责于行为就无法得到完整的判断，刑法上不可或缺的归责认定也就不能有效展开可见，依客观真意说并不能得出妥当的结论。二、主观说诸观点的判断标准及其困境 (一)全面无效说和价值观说 1953年，德国学者格尔兹(Geerds)提出应将承诺分为阻却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同意和阻却违法性的承诺，④并很快成为德国的通说。
(三)客观真意说 这是我国学者付立庆教授所主张的观点。进入专题： 被害人受骗同意 法律效力 修正的法益关系错误说 。
判断受骗承诺效力的全面无效说也受到学界强烈质疑。价值观说主张以被害人的价值观作为判断同意法律效力的标准。
诚然，认为法益客体具有何种效用，本是法益保有者的自由，除了基于刑法家长主义的考虑而加以特别限制的情形之外，法益保有者对法益的任何随意处分，都属于自我决定权的范畴。区分一般动机和决定性动机的标准并不明确，事实上，导致被害人作出了处分法益的意思决定的动机，都可谓重大动机，结局只能是所有的动机错误都可以导致同意无效，动机错误说实质上等同于全面无效说。